今年清明节，按照家乡的传统，母亲带着舅舅终于为外公和外婆的合葬墓竖起了两座碑。四年时光飞逝，外公的音容笑貌却一直在眼前挥之不去，这种感觉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强烈。
在我的印象里，外公总是戴着雷锋棉帽，帽子顶上那根绳总是系不好；他有好几副老花眼镜，都是便宜的地摊货，经常很低地挂在鼻尖上；他的胡子很密，电动剃须刀刮上去会连续发出咔咔的声音，刮很久也刮不干净；外公是乡里远近闻名的屠夫，自从外婆在我八岁过世后，一件油腻的军大衣，一条绳子作腰带的棉裤，一双裹满黄泥、鞋跟踏陷的棉布鞋，就是他外出时最简单的行头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他太节省、太简朴，索性就太随意。他不懂得向儿女们提更多的要求，也许在他意识里，一个普通农民，晚年不给子女添过多的麻烦，就是做到了一位能力有限的父亲最后能做到的事。
外公对子孙是无私的。从老家坐火车来长沙看我们时，他总是不吝惜力气，大包小包，肩挑手提，风尘仆仆出现在我家门前。打开他的包袱，几十个糍粑，十几个猪血粑粑，绑着腿脚的鸡和鸭，甚至还有二十多斤重的实木砧板。也因此，他得经常面对妈妈颇为麻烦的嗔怪，但他每次都只是搓手憨笑。或许是太过挂念我们，直到做完手术后的几年，他还执意上山种红薯，说是留给我们过年回来吃。
2008年，外公在长沙做手术，我和妈妈承担起照顾的责任。对于家中的变故，我真的还没有心理准备，所承担的压力远远超过我的想象。住院期间，我坚持晚上留在医院，也是在那段日子，我养成了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醒来探视的习惯。外公过世前的一个月，我已经有所预感他即将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，于是我请了年假，安心回老家陪伴他。癌症到底有多痛苦，我始终无法明白。只知道外公意识模糊时，诉说各种疼痛，而我只能用最大的耐心，不分昼夜守在他床前。
我对外公满怀愧疚，人在时没能好好陪陪他，人去了，心头只留下密密麻麻的遗憾。回想他手术后的那个春节，外公要我们在老家多停留一会儿。他像孩子一样反复恳求，显得是那么的无助和期盼，可我还是因为工作，义无反顾地回到长沙。离开老家的头一晚，我还因为回长沙的行程在和他大声争辩，可回到家中，坐在冷清的床前，想到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这句话，我后悔了。
若干年后，也许我的子孙再也无法理解曾经我对外公的情感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己的牵挂。也好，人不能永恒，人的一生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朵浪花，翻腾过后，就会消失，五十年，一百年之后，谁还会记得。只希望天堂的外公，还是微笑的模样。